在我国，死刑存废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死刑的存在与否，不仅关乎法律的威严，更触及到人性的深刻探讨。一方面，支持者认为死刑是对极端犯罪行为的有效震慑，能够保护公民安全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反对者则强调生命的不可再生性和尊严，主张以更加人道和教育的刑罚方式替代死刑。这一议题，不仅考验着立法者的智慧，也激发着公众对于法治精神与人权保障的深刻思考。
关于我国死刑存废之思考 (一)
答死刑或曰极刑又称生命刑，从刑罚诞生的一开始，死刑就作为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惩罚方式而存在着。也正是因为它严厉到能够剥夺人的生命，所以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人们对其它各种刑罚方式的异议皆莫如对死刑的争论来得激烈。千百年来，几乎没有人提出废除自由刑或财产刑；然而，废除死刑的呼声却是古已有之：从“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主义说教，到“基本权利绝不能剥夺”的人权学说；尤其是以贝卡利亚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们所提出的自然权利学说，更构成死刑废止论的一块重要基石。种种迹象似乎表明，死刑废止已经成为当今和今后刑罚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也大概只有接近一半的国家废除了死刑，死刑废除论者仍然无法说服更多的保留死刑的政府废除死刑；甚至缺乏足够的理由让死刑的保留论者折服或接受其观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死刑的存废之争还将会继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人们对死刑的存废之争何以如此“旷日持久”的“争执不休”？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但归根结底还是人类对其自身，尤其是人性方面认识的局限性造成的，死刑正是因为直接涉及了“生命”这一神圣的权利而成为了人们争论的焦点。
“存废之争”到了今天，在学界基本上形成了以废除论为主导的潮流，尤其在我国，有学者甚至提出：“仍然继续为死刑高唱赞歌，有违一个学者的良心”。① 但笔者认为，死刑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而存在，乃是有其深刻的原因和依据的。如果说是人性演绎为社会制度的话，那么死刑也正是对人性某一角度的反映，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它根源于人类报复的本性。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详细论述。我们评价一种社会现象首先要公正、客观，要正视一切所能感知的有利与不利，光明与阴暗；对待缺陷与阴暗面，尤其是人类自身的缺陷时，我们更不应去掩盖它，或对其视而不见；唯有揭露它，正视它，我们才将最终克服它。如果随波逐流或掺杂进过多的个人好恶，那么便难以达到“获取实在的知识，找出文化事件本身的因果联系”的目的。死刑的存废问题早已不是新的课题，甚至已是“陈词滥调”了，但直到今天，存废双方仍然是各执一词，谁都无法说服另一方。由于早已有无数巨匠对此问题作了“空前绝后”的论述，笔者在此“班门弄斧”无疑是一种“冒险行为”。不过笔者认为，在此能够将先前关于死刑的所思、所想作一番总结，并结合国内外关于死刑存废之争的一些论著对死刑问题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个人观点，能够抛砖引玉，则冒这个险是值得的。由于笔者能力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故恳请各为读者批评、指正。
本论
从死刑的历史看死刑的报应性
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死刑根源于人的报复本性。“作为对一个受到损害的当事人、群体或者社会的一种补偿或者心理上的弥补性的满足的复仇可能是一种合法的人类动机”。② 事实上，对于一个罪犯，公众更关心的是罪犯是否受到了惩罚，而不是罪犯以后去做什么。“报复”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当一个人以某种非正当的手段获得了某种利益，这对那些以正当手段获取利益的人来说就是一种不公平，就是一种非正义。要实现公平与正义，就要剥夺前者的利益，否则，后者就会对社会正义丧失信心。因此，谋杀犯非法剥夺了他人的生命，社会正义就要求剥夺谋杀犯的生命。死刑的发展历史充分地证明了报应观对于死刑存在的重要性。
关于死刑的起源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人认为死刑是神的权力，国家代表神的意志实施死刑。有人认为“刑起于兵”。《国语？鲁语上》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从现有的资料看，刑是法的最初形态，可能源于原始社会之同态复仇”。③ 但可以肯定的是，刑罚意义上的死刑是随着法的产生而产生的。如此看来，“报复时代”（奴隶制时期）的仇杀就是最早的死刑。“由于刚脱胎于原始复仇习惯，带有浓厚的复仇色彩，甚至以复仇为其唯一目的。”事实上，早在原始社会，仇杀现象既已存在，但其在当时只能作为死刑的雏形，因为死刑作为刑罚的方式，其存在是以法的存在为依据的。随着法的产生，仇杀被纳入了法律，被规范化、制度化，从而成为了早期的一种刑罚手段。在当时，血亲复仇以“集体负责”的方式构成了适用刑罚的依据，同态复仇是刑罚的主要原则。需要注意的是，奴隶主处死奴隶的现象不应看作是死刑的适用，因为在奴隶社会，奴隶没有“人格”，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在当时不属于法律所要调整的“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在严格意义上讲，当时死刑的适用范围不包括奴隶。因此，当时法律所要调整的社会矛盾主要是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奴隶主阶层利用死刑威吓和惩罚威胁其利益的人；另一方面，死刑可以满足弱势群体依靠国家力量实现报复目的的需要。可见，死刑在当时是作为统治手段和报复的手段而存在的。死刑的基本特征-“以命抵命”的报复本质从同态复仇中被人们保留了下来。
到了“威吓时代”（封建制时期），死刑的另一特征-威吓性被封建统治者们重视起来并“发挥”到了极致。由于对威吓性的畸形夸大，这一时期的死刑，体现了如下特点：其一，适用范围十分广泛，达到滥用的程度。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在封建社会，被统治者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扩大了法律调整的主体；另外，由于法律主体范围的扩大，法所调整的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法律所要调整得矛盾不仅包括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还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以及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这些因素使死刑的适用范围在客观上被扩大了。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统治者迷信死刑的威吓作用，肆意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在中国，素以宽简而著称于封建刑律的《唐律》死罪条文也达229条，占全部法条的一半有余。在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每年因流浪而被处死者便多达三、四百人。其二，行刑方式极其残忍。封建统治者为了扩大死刑的威吓力，在死刑的行刑方式上大做文章，使行刑场面极为血腥残酷，惨不忍睹。无论中外，烧死、绞杀、车裂、分尸、腰斩、活剖等等酷刑在封建刑罚中比比皆是。中国秦代刑律中，死刑多达19种，包括车裂、扑杀、定杀、戮等等。16世纪，阴谋反对法国国王的巴列尔被先斩掉双手、用烙铁烫身后，打断全身骨头，既而用火焚化。其三，株连无辜。封建统治者一方面为强调死刑的威吓力，另一方面为防止被处死者的亲朋复仇，便“斩草除根”，动辄就灭九族、诛十族，株连无辜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家常便饭。中国明朝方儒孝因反对明成祖篡位，被诛灭十族，处死870多人。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1670年颁布敕令确立了株连原则，一人犯罪，举家遭殃，即使连孩童也不能幸免于死，甚至罪犯所在的村社的全体都遭连坐。这一时期死刑的残酷性被表现得空前绝后，但其作为刑罚手段，还是以报复和维护统治为目的而存在的。
美国如今是否依旧允许对罪犯判处死刑？ (二)
答美国如今依旧允许对罪犯判处死刑。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少数仍保留并执行死刑的国家。不过，美国国内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不同州对于死刑的态度和法律规定差异明显。
一些州明确保留死刑，例如得克萨斯州，长期以来执行死刑的数量较多。在这些州，对于一些严重罪行，如谋杀等，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后，罪犯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执行方式包括注射死刑、电刑、毒气室、绞刑等，目前注射死刑是最常用的方式。
然而，也有部分州已经废除了死刑，像加利福尼亚州曾一度暂停执行死刑，还有华盛顿州、科罗拉多州等也相继废除了死刑。这些州认为死刑存在诸多弊端，比如可能存在误判风险，且不能有效遏制犯罪等。总之，虽然美国整体上允许判处死刑，但在实际操作和社会观念层面，围绕死刑的争议持续不断 。
死刑的废除 (三)
答死刑废止论，是从刑罚人道主义出发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如果仅仅从功利主义出发，死刑是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尽管死刑对于犯罪的威慑力，往往被死刑存置论所夸张，并且被大多数当政者所迷信。但相对于其他较轻的刑罚，作为最重之刑的死刑，其威慑力是其他刑罚所难以企及的。问题在于：难道死刑具有其他刑罚所不具备的威慑力，它就一定是正当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任何一种残酷之刑，包括盗者截手，奸者去势以及历史上曾经广泛存在的肉刑，就具有正当性了。如果说，一种刑罚只要能够起到遏止犯罪的效果，就是一种正当的刑罚，这仅仅是一种刑罚的功利主义。这种刑罚功利主义往往导致重刑主义，陷入只要目的是正当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非道德主义的思想误区。
中国春秋时期法官所宣扬的“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的思想，就是其极端之例。确实，从古至今，对于刑罚威慑效果的追求上始终如一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实现这一威慑效果的手段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和人道思想的弘扬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在野蛮落后的古代社会，通过严刑苛罚获得刑罚的威慑效果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而视为正当，那么，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人道主义已经不允许通过残酷的刑罚去追求刑罚的威慑效果，否则就是不正当的。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背景下，死刑从过去的天然正当演变为如今因其野蛮残酷而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人道是超越功利的，人道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在死刑问题上也是如此，它在人道的法庭上，面临着被审判的命运。
为死刑辩解的另一种逻辑是杀人者死。这是一种报应的刑罚理念，它曾经是死刑存置论的理论基础。在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报应论者，例如康德、黑格尔，大多是坚定的死刑存在论者。刑罚报应主义主张以恶制恶从而实现刑罚之善，以刑罚之不人道应对犯罪之不人道从而实现刑罚之人道。其实，报应主义的这些观点是似是而非的。报应本身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追求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对等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罚的公正性。但报应观念当中仍然保留着一种情绪化的、非理性的残余。在一个理性主导的社会里，报应观念逐渐消退，并且受到限制。刑罚人道主义必然要求超越功利与报应，从而为死刑废止论提供理论支持。
从实然性上来说，死刑废止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死刑存废也不应囿于抽象地讨论，而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状况。正如日本学者正田荡三郎指出：“死刑作为理念是应当废除的。然而抽象地论述死刑是保留还是废除，没有多大意义。关键在于重视历史的社会的现实，根据该社会的现状、文化水平的高下等决定之。”[5]那么，从现实上来说，目前中国是否具备废除死刑的社会条件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死刑废止，需要具备物质文明程度与精神文明程度这两个方面的条件，目前中国都还是不具备的。
从物质文明程度上来说，中国尚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我国正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但距离这个目标尚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在这种物质条件落后的情况下，生命价值同样保持在一个与物质条件相对应的较低水平上。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就显得比较大。可以设想，同样是盗窃一千元财物，在经济发达地区与在经济落后地区，其危害性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在经济发达地区，月收入如果五千元，这一千元只是一周的收入。而在经济落后地区，月收入如果一千元，这一千元就是一月的收入。因此，同样是盗窃一千元，在经济落后地区造成的危害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五倍。由此可见，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经济发达程度成反比例关系的。进一步引申，经济发达的社会对于犯罪越具有容忍性。而且，物质文明程度提高以后，抗制犯罪的物质条件也大为改善，社会可以采用刑罚以外的条件措施有效地防范犯罪。实际上，防范犯罪要优于惩罚犯罪，这个道理是容易懂的。但惩罚犯罪远比防范犯罪省力省钱，因此，在物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人们往往将惩罚犯罪放在第一位，而死刑则被视为一种最为节省成本的刑罚支出，因而屡屡滥用。当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当权者是不可舍弃死刑这一刑罚方法的。
除物质文明程度以外，对于死刑废止来说，精神文明程度也是十分重要的。事实证明，在一个精神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报应观念愈是强烈，对于死刑的认同感也就越强。而只有当精神文明程度发展到一定水平，超越报应的刑罚人道主义思想才具有存在的社会土壤。我国目前精神文明程度也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废止死刑还缺乏广泛的社会认同。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杀人者死之类的报应观念源远流长，成为中华民族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死刑的废止起着强烈的阻却作用。因此，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来说，我国目前尚不具备死刑废止的条件。我国死刑目前不宜废止，但却应当加以严格限制。因此，限制死刑是我国的当务之急。死刑的废止是以刑罚轻缓化为前提的，只有经过刑法改革，逐渐实现了刑罚轻缓化，死刑的废除才有可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在欧洲各国，到19世纪中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刑罚轻缓化，从而为进一步废除死刑创造了条件。例如，英国19世纪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革严酷的刑法。早在1826年，罗伯特·皮尔就呼吁对残酷而混乱的刑法进行修改、整理、汇编，使之明确化、法典化，可惜这一要求未被政府。不过，在以后的几十年内，刑事罪特别是死刑罪有所减少。1837年，议会通过了几个法案，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罪的数量，取消了违背人道主义的颈手枷等酷刑，因债务而被监禁的历史也宣告结束。1861年，议会又连续通过6个法案，对刑法进行了较大修改，它们构成了现代英国刑法的核心。这些法案规定，只有叛国、谋杀、武装海盗、纵火烧毁皇家造船厂、军械库或船只才可判死刑，不得在公共场所处决死刑犯人。上述改革大大缓和了刑法的严酷性。[6]在法国和德国，也大体上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刑法改革，其标志分别是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和1871年的《德国刑法典》。这两部刑法典虽然都还保留死刑，但死刑的罪名已经大量减少，并且死刑执行的残酷方法也已被废除。而在这个时期，我国正处于清朝末期，延续了数千年的严刑酷苛还是我国当时刑罚的主要内容。正如沈家本所言：顺治时，律例内真正死罪，凡二百三十九条，又杂犯斩绞三十六条。而至清末时，死罪凡八百四十余条，较之顺治年间，增十之七八，不惟外人所骇闻，即中国数千年来亦未有若斯之繁且重地。[7]此时，中西在刑罚的残酷性程度上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反差，从而也为列强在中国实行治外法权提供了借口。在清末刑法改革中，沈家本主持修订《大清律例》，减八百余项死罪为二十余种。经过清末刑法改革，中国逐步实现了刑法的近代化，在死刑问题上也缩短了与西方国家的距离。清末至今，又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在这一期间，经历了两次世界性的废除死刑高潮。尤其是1989年12月15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废止死刑的国际公约，进一步推动了废除死刑运动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有将近一半的国家在法律上废除了死刑或者在事实上不执行死刑。即使是在保留死刑的国家，死刑的适用也受到严格限制。与此同时，我国的死刑未减反增。1979年刑法中有28个死罪，至1997年已经增至68个，几乎占整个罪名的七分之一，可以说，我国目前刑罚严厉性程度与西方的对比度几乎等同于清末。在这种情况下，死刑限制是十分迫切的。笔者认为，应当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死刑罪名减少到二十个左右，尤其是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应当废止死刑，那些备而不用的死刑罪名也应予以废止。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将死刑限于故意杀人等个别特别需要保留死刑的罪名，逐步地减少社会对死刑的依赖程度。在社会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最终废止死刑。
综上所述，笔者对死刑是存置还是废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从应然性上来说，我是一个死刑废止论者；从实然性上来说，我是一个死刑存置论者。确切地说，是一个死刑限制论者。
现在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和地区废除了死刑？ (四)
答关于死刑的存废问题，全球范围内争论了200多年。自从1764年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提出废除死刑的见解以来，人们从尊重生命权和天赋人权的角度深入探讨。死刑作为最古老的刑罚方法之一，也被认为具有最大的威慑力，因此在存废死刑问题上，人们持有分歧。目前，欧盟各国实际上已废除了死刑。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6条禁止任意剥夺人的生命，强调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人执行死刑。1989年，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废除死刑公约》（第二选择议定书），要求缔约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
据统计，全球已有111个国家在法律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自1990年起平均每年有3个国家废除死刑。香港、澳门也已废除死刑。在发达国家中，仅剩美国和日本执行死刑。
具体分类如下：
1. 对所有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86个，包括安道尔、安哥拉、亚美尼亚等。
2. 对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11个，包括阿尔巴尼亚、阿根廷、玻利维亚等。
3. 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24个，如阿尔及利亚、比宁、汶莱等。
4. 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75个，包括阿富汗、安提瓜和巴布达、巴林等。
全球废除死刑的趋势明显，已有超过半数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废除死刑的措施，这一进程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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