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律中见死不救犯法吗
#### 法律框架与州际差异
在美国，关于见死不救的法律界定存在显著的州际差异。多数州并未将见死不救直接规定为犯罪行为，而是通过民法中的“好撒玛利亚人法”来鼓励救助行为，并保护救助者免受因救助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责任。这些法律旨在弘扬社会互助精神，鼓励人们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伸出援手。然而，也有部分州，如明尼苏达州，将“见危不救罪”列入刑法典，对在现场而不给予合理协助的行为以犯罪论处。
#### 好撒玛利亚人法的影响
好撒玛利亚人法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不仅是对救助行为的法律认可，更是对社会互助精神的法律保障。该法律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救助者在施救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使他们能够在紧急情况下更加放心地提供帮助。在美国，许多州都制定了类似法律，以鼓励公众在紧急情况下积极参与救助。然而，好撒玛利亚人法并不意味着见死不救就是合法的，它只是通过豁免救助者的民事责任来鼓励救助行为。
#### 特定情境下的法律责任
尽管美国法律普遍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和选择权，但在特定情境下，见死不救可能涉及法律责任。例如，当个人与受害者之间存在特定的法律关系（如家庭关系、雇佣关系等），或基于先前行为产生了救助义务时，未履行救助义务可能构成违法甚至犯罪。此外，警察、消防员等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如果不履行救助义务，将可能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这些规定体现了法律对于特定关系和职责的尊重与保护。
#### 法律与道德的平衡
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关于见死不救的处理不仅体现了法律的规定性，也反映了道德的要求。尽管法律不强制要求公民在他人面临危险时必须进行救助，但道德却呼吁人们伸出援手。因此，在构建法律体系时，美国也注重在尊重个人自由与鼓励社会互助之间找到平衡。这种平衡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也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 总结综上所述，美国法律中关于见死不救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并非一概而论。各州法律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州通过好撒玛利亚人法鼓励救助行为并保护救助者，而部分州则将特定情境下的见死不救列为犯罪行为。在特定关系和职责下，未履行救助义务可能面临法律责任。美国法律体系在尊重个人自由与鼓励社会互助之间寻求平衡，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通过深入了解这些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法律对于见死不救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1、美国法律见死不救如何定罪
- 2、如果范美忠事件发生在美国，他是否会被起诉失职或其他罪名
- 3、辩论赛反方遇到路人不该挺身而出
- 4、生前预嘱你能接受吗？
- 5、怎样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麻烦告诉我
美国法律中见死不救犯法吗的相关问答
美国法律见死不救如何定罪 (一)
贡献者回答在绝大多数国家，没有法律上救助义务的人见死不救根本不触犯法律。只有警察、医院等见死不救才会涉及犯罪。
在美国，对于政法责任由严格的规定，强调警察等对公民的救助义务，其法律根本不支持见义勇为，就连保险公司都不赔付见义勇为所造成的意外伤害或死亡，保险公司认为见义勇为受的到伤害不是意外伤害，你完全可以避免这个伤害，用报警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报警时美国最好的见义勇为方式。老外强调这类事情应该有专业人士处理，实施者只有在自己生命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才能进行类似行为。而中国的见义勇为就是不顾自身安危，遇到危险就要上。对于生命的保护，是两者根本区别。
如果范美忠事件发生在美国，他是否会被起诉失职或其他罪名 (二)
贡献者回答看当地的法律规定.
如果所在的法律有规定学校必须有防地震演习,老师有责任有义务在地震发生时疏散学生.那么范美忠的行为是违法的,不仅仅要被开除,还可能面临坐牢的命运.
如果所在的法律没有规定学校必须有防震学习,所在的教育机构也没有对老师和学生进行防震演习,那么范美忠的行为是合法的.他后来的言论是允许的.
记住: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而不是像某些国家没有可行性的泛泛而谈.
可以说,范美忠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个诚实说出心里话的人.但是,他在道德上有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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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一些国家的教师资格介绍
美国：教师的资格证书由各州自行颁发。各州的资格证书名称不统一，而且对教师资格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因此经常出现在某个州内被认可具备教师资格的教师在另一州未必能被认可。美国政治虽然为了教师的流动对标准进行了协调，但州与州之间的相互认可还是十分困难。
日本：教师的资格证书由都道府县颁发。日本实行教师任职认定制度，其具体做法是：学生大学毕业时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后参加“教师任用选拔（国家）考试”，包括通识知识、学科知识与教育基础理论测试，被认定为综合学力合格者才被任用为教师。
韩国：教师的资格证与聘用分开。韩国教师的资格证书是由教育部长官授予，设置众多师资培养机构，各培养机构拥有资格鉴定和授予权，因而缺乏统一严密的教师资格认定标准
英国：教师的资格证书名称为“合格教师资格证书”，由英国教育与就业部负责。
法国：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由教育部统一规定教师资格标准，教育部长授予教师公务员资格。
德国：教师属于地方公务员，教师资格的考核归各邦负责。
辩论赛反方遇到路人不该挺身而出 (三)
贡献者回答这个反方思路很简单嘛
1.这是道德问题——助人为乐是传统美德,尊老爱幼也是传统美德,举手之劳而见死不救显然是确实基本道德.
2.不是法律的问题——经典法谚说：法律是最底线的道德,道德是高标准的法律.道德是高标准、严要求,法律是低标准,低要求.法律只能用来处理最必要最的事件,给人最低限度的法定义务.在我国法律中对于不作为犯罪有严格的规定,我们只能保证肇事者有救助的义务,而这种义务不能被施加在其他人身上,因为法律这种东西太过严格.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见义勇为或者见死不救被立法,那在路上听到有人一声喊“有人落水了”,那所有路人——路过的、河边的、路边买东西的、听见这声喊的司机只要听到这声喊都必须立刻跳水救人——像每一个消防员都必须参与救火一样.否则有发定义务、不为法定义务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种很可怕的约束,且没有可操作性.相对而言道德要灵活的多.
最后附一段我很喜欢的判决：美国法院有一个很经典的判决书指出：“法院不关心这一争议的人道方面,只有法律义务的不履行或过失履行属于法院的管辖权范围.对于拒绝给予受难者救济、没有回应值得怜悯的人的呼救、迟疑是否给予不幸的同胞爱护,人类法律没有惩罚措施,但在更高的规范中,这些将得到良知声音地谴责,它对怯懦者的惩罚宣判是快速且单纯的.”
生前预嘱你能接受吗？ (四)
贡献者回答可以接受的。
从病人本身的角度，生前预嘱可以让病人自己做主是否继续治疗。从生前预嘱的定义上看，人们在意识清楚签署的，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这种指示性文件的签订，能够让病人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免受痛苦。一般重大伤病的病人，大多数决定是否继续治疗是由其家属决定的，如果不是因为经济问题，绝大多数家属都希望能尽可能地挽留病人的命选择继续治疗。然而在不可治愈或者手术成功性极低的情况下，有的病人本身会更想要平静的度过最后的时光，而不是继续窝在四四方方的病房里。生命的开始就注定了会有结束的一天。人拥有生命权，在最后的时间里其实也更想要自己拥有最后决定的权利，不管是继续治疗亦或是放弃。因为只要是人都有可能会生病，如果是无法治疗的时候，谁也不会愿意继续饱受折磨了吧！从生前预嘱本身的立意，也是为了尊重病人自身的生命决定的权利。然而，生前预嘱的实施是病人处于不可治愈状态，医生选择尊重其意愿而不治疗，那么不可治愈状态的确定，需要经过什么样的手续、是否是主治医生的诊治结果为主要判定等等都尤为重要。
所以，生前预嘱是可以接受的，实际的实施仍需各方面的完善。
怎样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麻烦告诉我 (五)
贡献者回答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自古就是中西方法学所探讨的热点，围绕着两者之间的关系，西方法学诞生了许多的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自然法和分析法为代表，而在中国的法律进化中，主要表现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儒家的道德精神直接体现在法律中。法律和道德既有相同点，也有区别，正确的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各国的立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必须先理解道德的含义。笼统的说，一提起道德，人们毫无疑问的会将它与善良，美丽，正义，光荣等联系起来，和法律一样，也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通过社会风俗，人们的内心信念来实行。所以将道德理解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源于风俗和习惯，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之间主要靠风俗习惯调整的，从食物分配到婚姻缔结，都体现了风俗习惯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社会关系愈变得复杂，单纯的靠风俗和习惯已不可能完全调整，因此道德便产生了，所以道德的产生并不是抽象的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更不是来源于宗教神学，而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哲学上将道德划入上层建筑，是维护本阶级经济基础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习惯风俗和道德去调整全部的社会关系已不可能，社会需要更有力，更广泛的标准和规范去调整，法律便应运产生。法律的出现，并不是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调整不再依靠道德，法律在调整方式，调整范围上也有着局限性，道德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法律与道德彼此都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道德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与其内容和特征是分不开的。单从其内容上讲，道德具有价值性。价值，即善，美，正义，光荣，公正等，这是道德最高层次的内容，也是评价人们意愿和行为分得最高标准[1]。西方法学中，自然法学派以价值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律，探寻法律时，便更多的将其与道德联系起来，可见道德对法律的评价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道德与习惯的重要区别，看二者是否有价值评价的作用。道德除有价值性以外，还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道德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比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所表达的北美资产阶级对英国统治的道德批判，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道德批评等，都深刻地体现了不同阶级道德对立。第二，道德具有物质制约性，前面提到道德的产生和物质基础是分不开的，它是由社会物质基础决定的，物质基础的变更与发展，道德的性质与内容也相应发展和变更。第三，道德具有共同性，主要体现其内容上，因为道德所具有的正义，善良，美丽等内容符合人们的价值观，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比如，尊重人的尊严与平等，保护环境，互相尊重，拾金不昧，互相帮助等，随着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交往日益密切，道德的共同性也会更加的集中。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意识，中国法律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儒家化的过程，因此，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也就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因此儒家思想中“德主刑辅”的观念也就体现在中国后世的法律中。例如，孔子认为，好的法律体现一种仁爱精神，另外，它必须起到维护孝道的作用，他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即是对抗当时株连亲属的非人道法律原则的，强调了血缘亲情及孝道的价值。汉律中的“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即把“父为子隐”的道德法律化。荀子说：故非礼，是无法也。（荀子·修身）。礼，就是道德，意思是说，不合乎礼的法律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也就是说真正的法律必须体现一种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就是“礼”，因此中国封建法制便是一种礼法。在西方，不同于中国。中国是农业大国，能够自给自足，然而西方民族众多，彼此相邻，各国联系主要靠商业，西方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因此调整商品经济领域的私法便十分发达。人们更希望能够在一个自由，平等，公平的环境下自由生活，因此，具有自由，平等，公平精神的道德便推动了法律向这一方向进化。例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在不公平竞争中，近年来由法院和立法机构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必须归因于道德感的增强和提升，以及由此而盛行的这样一种观念，即商业社会必须依靠比道德谴责更为有效的保护手段才能抵制某些应受指责的毫无道德的商业行为。此外，在欺诈性广告领域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2]。他认为，一些商业道德是应该赋予法律强制力的。一个最基本的民法原则或商法原则，将一种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因此，从西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西方的法律进化是成功的，至今为许多东方国家所借鉴。前面，我们谈论到中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不同的发展模式，那么法律与道德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表现在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即目的相同，法律与道德同时作为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同时又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历史性，它们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其次，法律与道德在功能上相辅相成，法律与道德同属于社会精神文明范畴，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下作用也不相同。以我国为例，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统治者一般比较重视道德的作用，以感化被统治者，然而在暴乱的年代，统治者会更多的采用法律手段来镇压反抗，可以看出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屏障，法制不健全，社会秩序紊乱，导致道德沦丧，反之，如果法律公正严明，平等，同样也可以促进道德教化作用，同时，法律对道德的实施也起到辅助作用，道德通过社会舆论和个人信念保证法律的遵守，同时也可促进司法和执法的公正。道德是预防犯罪的手段，刑罚则是事后的惩罚，道德教育的宣传也可减少犯罪率。一般来讲，违法犯罪的人，有的虽然法律观念不强，但更多的是道德沦丧如杀人，抢劫，纵火等犯罪，大多没有人权观念。盗窃的犯罪大多是想不劳而获，而贪污，渎职等是没有社会责任心或职业道德。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还表现在内容上的趋同。前面，已经提到最早的法律是由道德演化而来，现在，法律与道德相互独立，但法律仍然以道德为基础，法律将道德规范转变为法律规范，把积极的道德标准规定为法律应遵循的准则。如，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前面论述到的商业中发不正当竞争原则，公平原则，尊老爱幼原则，这样原本体现在道德中的义务通过立法予以实现。同时，法律也将某些消极的道德义务通过立法的形式禁止，如禁止诈骗，作伪证，贪污受贿等，违反这些道德，也就违反了法律。因此，一般人仅凭道德常识就可以知道哪些是犯罪行为，哪些不是犯罪行为，不能总是以法盲来解释犯罪的原因，大多数犯罪更是道德沦丧。另一方面，某些法律规范反过来也是一种新的道德规范。如“不许闯红灯，禁止违章建筑，相邻关系等也是一种社会公德。法律禁止黑市交易，禁止不正当竞争，禁止出售假冒伪劣商品，遵守这些规定也是一种商业道德。法律与道德虽然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某些方面具有共同之处，但二者毕竟属于不同的上层建筑，不能将法律完全等同于道德，当然道德也不能取代法律，如果把所有的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那么法典便成了道德法典，这恰恰不利于人类的进步，因此法律与道德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一，法律与道德产生的历史与方式不同，从产生的历史过程看，法律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没有法律，而道德风俗则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任何社会都有的行为准则，另外，道德随民族，种族，宗教，习俗的不同而不同，而法律在一国或一定区域内，则是统一的，从他们产生的方式看，法律是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修改和废止的，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才能将本阶级的意志转化为具有国家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而道德则是由人民长期的生活习惯转化而来，法律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更多的依靠社会舆论和人民内心的信念良知来遵守[3]。第二，法律与道德适用的范围不同，法律是划分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标准，道德则主要是划分善与恶的界限，这两种界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互相重叠，也可以互相独立，有多种情况：（1）道德所否定的法律也是禁止的。如杀人，放火，投毒等一系列犯罪行为。（2）某些道德规范不否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过失犯罪。（3）道德规范所肯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在封建社会哈姆雷特式的人物，或是反抗统治阶级的恶法。（4）道德上不提倡，法律却许可，如：离婚，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受家庭暴力迫害而提出离婚，现代法律和道德都是支持的。综上所述，法律与道德所调整和适用的范围，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也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单就与道德相关的法律而言，这一部分一般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遵守这些法律规定，是道德的起码义务，但是法律不干预或是无法干预道德可以干预。如个人操守品质或是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适用的范围比法律广。那些与道德无关的法律，非道德所能调整，只能由法律调整。如新崛起的经济法律，行政法律，环保法，有的只是程序性的规定，与道德关系较少，或是没有关系，这些法律不像刑法那样仅凭道德就可以判断，因此，从这方面看，法律所调整的范围比道德广。当然，在调整人与自然的法律中，如环保法，并非完全与道德无关，由于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对自然的态度被认为是一个新的道德问题。如乱砍滥伐，大气污染等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也为道德舆论所谴责。总之法律和道德都随人类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发展，调整的范围日益扩大。最后，后果不同，违法道德无非引起两种后果，一是惩罚，在原始社会没有法律，只有道德风俗习惯，原始社会人们自然部落都会形成一些禁忌，他们视违反禁忌为罪，对违反者往往施以各种各样的惩罚，如忏悔，驱逐。二是良心的谴责和社会舆论压力，每个人的良心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如果个人不存在这种良心，甚至无视社会舆论，那么道德规范自然无效。例如，面对一个落水者，一个人有能力抢救而不去实施抢救，如果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无不妥，那么道德对他而言就失去了作用。有时候个人的良心不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而在另一时期，而在另一时期又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而法律则不同，它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当个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并不必考虑违法主体的承受能力，只需根据准则适用法律，做出评价而已，违反法律就要承担法律后果，受法律制裁。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并非完全在强制力的有无，道德的强制力，可以借助社会无形的压力，迫使人民履行道德义务。法律与道德的区别说明，法律不是万能的，保障法律实施的强制手段也不是万能的。法律其固有的局限和短处，需要由道德辅助和补充，我们要充分利用法律与道德两种机制加以调整，以形成和维护有序高效公正自由博爱的社会生活方式[4]。人们通常会认为，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个人违反了法律也就违反了道德，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他们固然有许多相同点，但毕竟二者性质不同，受民族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表现最强烈之处就是二者的价值冲突。从中国历史上看，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表现尤为剧烈，而对这一冲突的解决往往是法律屈从与道德，在《后汉书》中记载这样一个案例，桥元任齐国丞相时，一孝子为父亲报仇而杀了人，被囚与狱中，桥元得知此事，为其孝行所感动，欲将其释放，但尚未办理此事，主管此案的县令，路芝依法论罪把杀人犯处死了。桥元一气之下便把县令杀了，理由是县令为官酷暴，此案实在耐人寻味，依法办案的县官成了罪犯，被处以死刑，而杀人犯却成了应受宽恕的孝子，受到同情。在道德与法律的天平上，人民明显的把情感的砝码加到了道德的一边。还有一案，在民国时期，烈女施剑翘的父亲参加直奉战争，不幸被孙传芳所俘，孙传芳残忍的杀害了他。时年，二十岁的文弱女子施剑翘立志报仇，精心策划，终于于1935年在天津将孙传芳击毙，然后从容自首。当时的社会舆论无不同情她的行动，一些社会名流如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等纷纷联名上书，要求法院赦免她的罪行。看来道德高于法律的传统一直在中国根深蒂固。今天有关“大义灭亲”的案例也反应了道德的冲突。而在古代，这种冲突是不存在的，今天的法律是不允许大义灭亲的，即使这样，大义灭亲往往是法官量刑时酌定从轻的情节。而在西方有时候却恰恰相反，人民追求法律的正当性高于道德，而走向极端。如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中，所有的证据和杀人动机都能证明是辛普森干的，就是因为警方取证不合法，违法程序法，而且现场所发现的凶手的作案手套与辛普森的手的型号不一样，法庭判辛无罪，虽然“合法”但却为社会道德所不容。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是必然的，它受多方面影响，有时社会也发展的同时，道德亦随之发展，但法律却相对滞后，容易产生冲突。再者，一国移植他国法律，造成现在法与原来的社会道德相冲突，但归根到底，我认为法律与道德之所以会冲突，就是因为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他们固然有一致的一面，但他们的价值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如果是一一对应的，那么法律与道德就会没有区别，就像前面所讲，法典会变成道德法典，社会没有强制力的约束，陷入混乱。法律与道德的价值冲突是必然的，虽然不能完全消灭这种冲突，但尽量应将这种冲突降至最低。首先，道德的建设应与法律的建设同步进行，在立法改革中考虑道德因素，使法律不偏离道德主流。其次，在移植法律过程中，注意与本民族国情相结合。再次加强法制宣传使民众的思维从道德层面升至法律层面。因此，怎样是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才是最关键的。法律所体现的道德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道德又具有法律的性质为人民所遵守，才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最完美的诠释。祝您一生平安，财源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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